鐘二毛
父親去世得太早了，這里有我很大的責任。
對于父親的去世，我這幾年——人到四十后——經常反思。我也跟哥哥和幾個侄子重復說起我的反思：父親發病后，我沒有給予重視，至少不像對母親那樣，及時到大醫院檢查、治療、拿主意、做決定，是我疏忽了；而這疏忽的關鍵原因是父親發病的時候，我才二十四五歲，對父親和父親的健康的關心、關注，我沒有落實到行動中！
我常常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責。
同時也給自己一個推脫自責的理由：一個二十郎當的人，能有多成熟？！
我甚至經常和妻子聊一個話題：我們的孩子要得太晚了，等我七十歲有病有難的時候，大的才三十出頭，小的才二十七八，這個歲數玩都沒玩夠，什么大世面都沒見過，懂什么呀！
父親得的是腦血栓。
最初發病應該是2000年的樣子。父親生于1937年，2000年他63歲。2000年，我24歲，已經大學畢業一年了，在深圳當公務員，是一名警察。大概是暑假，知道父親經常叫街上的醫生到家里打針，癥狀是身體麻木、手顫抖拿不穩東西。但打針不見效果。家里比我大一歲的堂侄勝濤當時衛校畢業，在家里開診所。他診斷父親得的是腦血栓。從此，勝濤接過父親的病，開始有針對性地治療。我記得很清楚，我休假從深圳回到老家，經常和勝濤坐車去廣西賀州買一種叫“溶栓膠囊”的藥。我們家位于湖南、廣西、廣東三省交界處，具體與廣西相鄰的地方叫賀州，大約80公里。與廣東相鄰的地方叫連州，路程要遠一些，有100多公里，且有一大截是山路。
經過治療，父親的病是穩住了的，身體恢復得比較正常。過年回家，一切正常，吃飯、喝酒、聊天。第二年，2001年夏天，父親和母親第一次來深圳，和我住了三個月。那時候我租住的地方是深圳羅湖布心的華秀花園，并正著手從公務員里辭職，去報社當記者。父親知道我要從事文字工作，很支持。按理，他那個時代的人、而且還是一個農民，應該會覺得在政府上班，而且還是戴大蓋帽的警察，應該優于報社記者。但父親沒有反對。當然，或許在父親的理解里，記者也是政府單位，只要是政府單位，哪里都一樣。我記得有點模糊，當時他似乎說了一句話：“你就適合去搞采訪�！�
2001年，父親母親在深圳和我住了三個月。
2002年，又是夏天，父親母親又來到深圳，和我住了三個月。依舊是華秀花園那個一房一廳里。父母睡房間，我打地鋪睡客廳。2002年夏天，我已經當記者快一年了。做上自己喜歡的職業，每天忙碌而充實。很多時候下班很晚，父母就做好飯等著我。吃飯的時候，我會聊起當天采訪了什么，有時候會拿出報紙，讓父親看我寫的報道。我當時主要報道社會新聞，經常曝光一些丑惡與不公的社會現象。對于我的工作，有句話記得很清楚，父親是這么說的：“寫文章就是一把刀，刀可以殺人的，你寫文章可千萬要謹慎�！庇袝r候吃完飯，父母在里面的房間睡下了，我還在繼續寫稿。經常地，母親在里面說一句：“老滿，你怎么還不睡？”接著會聽到父親的動靜。
合起來，2001年、2002年，父母和我住了半年時間。這半年時間，現在回想起來，多么寶貴。1990年，我14歲到縣城寄宿讀高中，父親去世是2005年，這15年里，也就2001年、2002年，我和父母相處的時間最長。而這“最長”也就3個月！如果再扣除自己上班時間，這所謂“最長的3個月”，要論“朝夕相處”，折算成小時，又有多少？少得可憐！
慶幸的是，那兩年，我帶父母也去了不少地方：海邊、公園、景點；那年勝濤到東莞開了藥店，我還帶他們去了東莞；大侄子榮江來了深圳打工，在巴士集團，哥哥也在東莞打工，我們一家五口三代還去了鹽田看明斯克航母，雖然沒有買票進去，但愉快地合了影拍了照。陽光燦爛、藍天白云、海浪拍岸，那都是回憶起來無與倫比的快樂！更多的時候是，夜幕降臨，我們坐在當時東湖街道辦門口的一塊草坪上聊天，聊家史，聊我的小時候，有時候一坐坐很久，都舍不得走。
2003年夏天，父親母親沒有來深圳。具體原因現在想不起來了。有可能一個是全國鬧“非典”，一個是父親的病復發了。當然這個復發應該還不是特別嚴重。如果特別嚴重，2004年夏天父母就不會第三次再來深圳了。
2004年夏天，父親母親第三次來到深圳和我同住，住的地方依舊不變。這一次父親的病應該是有點嚴重了。印象中，一開始父親不愿來深圳，后來是母親說“去一次算一次了，去吧”，父親才來了深圳。來深圳后，父親走路已經看出來不靈便了。腿腳和手都有點發抖。下樓梯的時候，他一手扶著欄桿，堅持不要我或者母親幫忙。他總是說：“你走前頭吧，走吧，我跟得上的咧�！庇刑焱砩�，不記得是發高燒還是嘔吐，還是躺床上動不得了，總之父親出了問題。我說去醫院看看。父親說別麻煩了，還是先回家吧。我和母親把父親扶下樓。當時我已經買了車子。把父親扶進車里，去了附近的東湖醫院（現在改名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搬到龍崗區了）。在醫院里打了吊針。稍微好一些之后，父親再次提起回老家。父親是個很溫和的人，但是一旦做了決定就會很倔，很難聽進別人的意見。母親執拗不過，最后和父親回了老家。那一次住的時間只有個多月。
父親去世之后，有次和母親聊起她和父親第三次在深圳的事。母親說，你爸那么著急回家，一個是怕麻煩你、影響你工作，一個是擔心花錢。
我悔恨的是這一次我沒有把父親留在深圳，認真地在深圳的醫院里檢查一次、認真治療他的腦血栓！我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以為跟前幾年一樣，只是間歇性發病，沒準過一段時間又好了。所以父親要回家，我就讓他回家了！我怎么一點主張都沒有�。�！2004年，我28了。那一年，每天沉迷于記者的工作中，感覺每個細胞都為這份職業雀躍，同時每個月收入也很可觀；那一年，我開始寫小說，小說在網上很火爆，出版合同也順利簽訂了；那一年，我幾乎是大學班里早早就買了車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之一，春風得意；那一年，深圳各種燈紅酒綠、光怪陸離的生活吸引著我，感覺整個人都是飛起來的。我當然心里掛著我的父親，但那只是想想，我沒有拿出具體有效的行動！不像2014年年底母親身體不舒服，當時38歲的我第一時間帶她到深圳的大醫院檢查，查出是食道癌后，第一時間安排母親住院治療，治療過程中及時做決定，停止第三次化療，轉回老家，讓晚期的母親有了接近一年的寧靜時光，兒孫都在她身邊。
2004年，我缺錢嗎？也不缺！治父親的病要個十萬八萬，我也拿得出！
一切都是我沒有行動！如果2004年夏天，我能像應對母親的病那樣有步驟、有節奏、有主張，我想父親不會那么快離開世界，他一定可以多活幾年，甚至十幾年！
可是，這個世界沒有“如果”。那個階段的我，想問題做事情，只能到那一步！
有件事，現在想起來心里仍很復雜：父親回家后，我讓他每天到村門口的小河邊安靜坐一會，看著緩緩流動的河水，想想自己腦血管里的血液也跟河水一樣在流動，并告訴他這會對他的病有好處。
這個“秘方”，并非我杜撰，是我看一本書看到的，是西方的一種心理療法。父親果然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每天中午，他一個人就走到小河邊，安靜坐著，看著永不停歇的河水。
之所以說想起這件事心里很復雜，一方面，這或許是一個方法，另外一方面，我仍悔恨自己堂堂一個大學生，為什么不積極治療，而搞這個什么鬼心理療法！
父親第三次從深圳回到老家半年后，身體狀況一直不太好。當時是哥哥在家照顧，三天兩頭請醫生到家里打針。突然在農歷的十二月二十幾的上午，接到哥哥電話說父親不行了。我立即開車回家。那天走的是深圳——清遠——連州路線。當時的清連公路還不是高速，只是一級公路，且路面非常爛，被大貨車壓得東翹起來一塊西凹下去一塊。那天我一個人開車，五百多公里，到了老家境內翻山越嶺走山路，天寒地凍，開在半山腰上，霧氣特別大，侄子榮江下來一點一點引導，距離家兩三公里的時候，輪胎爆了，最后生硬開回了家�；氐郊�，父親已經被搬到堂屋里了，人睡在床板上，家族的堂哥們、舅舅們正在圍在一起，談論接下來的喪事如何分工。母親也在準備人過世后需要的衣服、物件。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親人就要離去。我記得很清楚，一踏進大門，看到父親被抬在門板上，我非常生氣地說：“送醫院��！怎么不送醫院��！”一個堂哥平靜地跟我說：“老滿，人到了這個地步，救不來了的�！逼渌艘哺胶椭�。我平靜下來，看著神志不清但仍有一些呼吸的父親，嚎啕大哭，像一個孩子那樣嚎啕大哭！現在回想，我那時候不就是一個孩子嘛！要不是一個孩子，早該給父親檢查、送大醫院治病了！
我和哥哥守了一天一夜，第二夜的凌晨，眼睜睜地看到父親呼出最后一口氣。那口氣是白色的，像抽煙的人吐出的煙霧，升在空中，但很快就不見了。那天是2005年，農歷的大年三十夜晚。
現在說說父親的生平。
父親生于1937年，地地道道的農民，世世代代的農民。但父親又是個“不安分”的農民。
根據父親的自述，家里很窮，大概幾歲的時候，他就被過繼給一個外號叫“張瘸子”的人家做兒子。在“張瘸子”家沒兩天，父親就跑回來了。什么原因？父親說，他叫“張瘸子”給錢買糖吃，“張瘸子”說沒錢。我父親說，沒錢？沒錢還叫我當你兒子？沒錢你當我兒子還差不多！這個故事成為全村人的笑談。
回到自己的家里，也就是十五六歲的時候，父親就開始跟著大人去挑甕賣。要走一天的山路，才到達山里，然后低價買進，挑回家里的集市賣。父親常常說起這段往事，但落腳點是說帶他的唯一的啞巴兄弟、我的伯伯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照顧他，以及走遠路的時候最忌諱的就是中間停下來休息，因為人一休息就不想走了，一定要慢慢地走，不能停。父親說的這個啞巴伯伯，我是沒見過的，據說是有天在村中的石板路上摔了一跤就去世了。
父親大概是十八九歲的時候，被駐扎在我們當地的一支部隊的“老總”看上了，然后成了“老總”的勤務員�！袄峡偂�，部隊首長的意思，好像是連長。父親喜歡說起當勤務員時的一件事：“老總”讓父親夜里送信。父親說，深更半夜的，又要穿過樹林，你得給我配把槍�！袄峡偂苯o了父親一把手槍，還有五發子彈。送信送到后，返回部隊路上，父親心想，這槍和子彈不能白背著，于是在密林里啪啪啪過了一把槍癮�；氐讲筷�，“老總”問怎么子彈全打光了？父親說，路上感覺有人躲在黑暗里，發出嘩嘩的響動，不知道是樹木還是壞人，為了完成送信任務，我就對著聲響的地方啪啪幾槍，打完之后果然沒動靜了。
父親還講他去“院里”（縣里）開會，去看“水牢”。人被關在“水牢”里，水有半人高。這景象讓人浮想聯翩，同時又感覺到陰森可怕，心里總有很多為什么，但似乎又問不出來。
父親應該是機敏的，另外讀過“高小”（網上說，在解放前的舊社會，讀到高小文憑實屬不易，除了數理化不敵如今初中生，文言文水平遠遠超過）的父親是有點文化的，表現之一是他的毛筆字是拿得出手的，另外類似《增廣賢文》的古書能談出不少。部隊要轉移的時候，“老總”要帶父親走。父親沒有跟著走。原因是我的爺爺說父親當時是家中獨苗（可見，他那摔一跤就去世的啞巴哥哥走得很早），不能跟著部隊走，走了萬一打仗打死了，香火就斷了。就是這個理由，父親留在出生之地——一個只有三十多戶人家的小村子。父親回憶起這段往事，也是有悔意的。他經常說，要是跟著去了部隊，不說當大官，至少不用當農民了。
父親似乎也是在給“老總”當勤務兵的時候，脫離了他的第一段“婚姻”�！盎橐觥敝源蛞�，因為它未成事實。經過媒妁之言和雙方家長同意，父親和鄉里某村的一個姑娘訂了婚。訂了婚才有交往。父親發現這個姑娘耳朵很背，同時接人待物也不靈活，就一直沒有繼續交往的念頭�！袄峡偂敝篮�，勸父親離婚。這一點，父親聽了“老總”的話，跑到鄉政府要求離婚，原因很簡單，四個字：感情不合。
沒有跟隨部隊遠走高飛的父親，接下來面對的社會變革是：1958年，全國搞人民公社，集體制、生產隊、大鍋飯時代。父親是公社的秘書。這在那個時代，也是一個重要的職位了。父親還經常講到，他帶領社員搞“制種”——培育水稻種子之意。母親補充得最多的則是，父親朋友很多，“伙計”（結拜兄弟）不少，這些“伙計”經常是深更半夜到家里來，父親到處找酒給“伙計”們喝。
接下來是文革。文革武斗席卷到了我們家鄉。所謂武斗，就是不同派別，借著文革之亂，互打互殺。我們縣隔壁是道縣。很多年后，看資料了解到，當年文革武斗，道縣殺人無數，血流成河。類似的武斗在我們縣一樣存在，只不過沒有那么慘烈而已。聽父親說，很多地主、富農、“階級成分”不好的人，半夜被抓起來，抓起來就殺掉。父親所在公社或者大隊，也傳出了類似的殺人消息。父親表態說，不要殺，通知“階級成分”不好的人趕緊走就是了。殺人事件，就這樣避免了。
文革后，父親不再任職。原因是和其他幾個“管事”的人發生不合和被排擠。
父親再次當回了最普通的農民。這個時候，社會再次變革：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取消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上臺，分田到戶、農田承包責任制開始了，老百姓可以大明大膽經商了。而這時，我已經出生且開始懂事，對父親的記憶更加清晰。
父親一邊老實種著幾畝田，一邊想門路讓家里生活好一點。
我記得父親會很多手藝。最開始是做玩具，就是把木頭雕成公雞、小鳥。公雞有紅色雞冠。小鳥有彩色羽毛。它們的頭好像還是可以動的，可以表演啄米的動作。父親還會編竹籃，一把竹片被破成細細的竹篾，然后編成不同形狀。父親寫春聯也是有兩下子的，不太確定是不是有一年父親還想上街賣春聯。最想不到的一個手藝是，父親還能夠做“靈屋”：竹篾扎成房屋狀，白紙糊成，白紙上還畫著團案，用來陪葬燒掉。父親做“靈屋”好像是我讀大學的時候。我曾經問過他，怎么曉得做這個？父親笑著說，看幾下就學會了。后來我想到，“靈屋”最關鍵的技術是用竹篾打成“房屋”框架、固定住。這難不倒父親。父親年輕時能編竹籃的呀。編竹籃復雜多了。
父親最令人想不到的，還是熬薄荷糖這件事。熬薄荷糖，肯定不是父親的獨創，但他從哪里學到的？隱隱約約記得父親說過，他年輕的時候看別人做過，然后憑著記憶自己操練。這段記憶我是清晰的，剛開始的時候，八幾年吧，父親和哥哥在家里試驗：七八斤的白糖放進鍋里，中間加醋，白糖熬制成黃色，然后倒到一個灑了茶油的鐵鍋里冷卻。用來冷卻的鍋，是放在一個裝滿冷水的木盆里。旋轉著水上的鐵鍋，加快冷卻速度。一定時間后，黃色的糖居然變回了白色，這時候鍋里的糖就像一團柔軟的面團。把“面團”拿出來，掛在一個鉤子上——這個步驟叫“上鉤”，然后不停地拉伸，跟蘭州拉面表演類似，拉伸的時候，加入固體的、長條晶體狀的薄荷冰。最后“下鉤”，把半成品的糖放在跟門一樣長寬的木板上，再像搟面團一樣搟成一根根手指粗、最后剪成長約10厘米一小截一小截的成品。八十年代的時候，一截糖記得是兩分錢，后來慢慢漲價了�！@是全過程，但開始試驗的時候，往往在放鍋里冷卻的時候就失敗了，糖沒有凝結好，成不了團，沒法“上鉤”。
但最終還是試驗成功了，各個環節的火候都掌握了。這門生意，在整個鎮上就兩三個攤位，而且這種情況持續到這們生意不好做為止。不好做的原因是時代變化了、物質豐富了，人們上街可買的零食太多了！
清涼解暑的薄荷糖生意，雖然一年只能在夏天做。但它改善了我們家的條件。若干年里，父親、哥哥上街，都能被人認出：“熬薄荷糖的鐘師傅”。
——這就是父親的個人史。他是農民，小農思想里的明哲保身、眼光短淺、缺乏勇氣他都占了；同時又始終在尋求改變，改變自己、改變家庭。后者，讓他的農民身份多少有了一些亮色和可記錄的故事。
有什么樣的家庭就有什么樣的孩子。有什么樣的父親就有什么樣的兒子。我是很受父親影響的，優缺點都是，甚至隨著歲月的增長，我覺得自己就是另外一個父親。
父親是一個溫和、隱忍的人。他和母親配對，似乎就是看誰比誰溫和、隱忍。家里是容不得一個人說話聲音很大的。父親經常在飯桌上講一個故事：你走在路上，有人在你頭上拉屎，你怎么辦？他的答案是，抹掉就是了，不要和人家吵。這是一個很難理解的答案。這不是明擺著欺負人嘛？這不是明擺著承認自己很無能嗎？父親有兩個解釋：有時候他會說，放心，有人會教訓他的；有時候則說，這個人總有一天會反轉過來想的，會感謝你的。——這個故事，更像禪宗故事，我不知道是父親從書里看到的，還是自己悟到了。同時，這個故事，就算我10幾歲開始聽，到今天30年了，等于我用了30年在思考父親給的答案。要問我現在是否想通了，我想我應該是想通了，我贊成父親的答案。
父親從小到大還給我灌輸兩句話。第一句話：羊癲瘋都要學三分。就是什么事都要學，人要多才多藝，多門手藝多條路。第二句話：人一定有計劃。印象中，父親經常問哥哥一個問題：“你今年有什么計劃？”他還經常這么罵人：“床上要多翻幾個身，要想些問題，不要瞇起兩個眼睛就扯大覺�！边@句話對我影響太大太大，沒有這兩句話，我覺得自己會一事無成。
父親還有一句話也是經常說的：“自己家的事，不要別人插嘴�！庇袝r候也會改成另外一句話：“別人喊你去吃屎，你去不去！”意思就是自己拿主意，不要聽別人的閑言碎語。有一次，不記得因為什么事，總之就是一家人在商量一個事，一個堂哥進來了，然后跟著七嘴八舌出主意，父親火了，直接把堂哥趕了出去。
父親愛面子。但凡家里需要借錢借物，出面張口的永遠是母親。
父親有時很急躁、很倔。一旦自己認定的事，恨不得連夜不睡都要做起來、做成功。一旦決定的事，要改變他，也很難。
父親是重視教育的人。我是五歲就“開蒙”上小學。按道理六歲才達到入學年齡。父親讓母親和老師說情，得以提前上學。小學，我的成績不錯，班里總是第一名。父親經常帶我去外婆家，在老表們面前寫字。寫字都在火爐前的地上寫字。隨便拿根棍子，考我。春節的時候，他會叫我一定要去老師家里坐一坐，也就是拜年的意思。
在父親，包括母親眼里，有句古話是真理，那就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父母認為我是讀書人，所以很多農活、家務事是不會刻意要求我去干的。還有一個原因，也可能跟我是滿崽有關。老家似乎有一個普遍的習慣：疼滿崽。
高考的時候，我不是一次考上的。我是復讀生，而且復讀了兩次。高考失敗的兩個夏天，父親都是一個口吻：“沒考上就沒考上，再復讀一年�！蹦赣H則在一邊幫腔：“多復讀一年，總會考得好一點�！比绻改干晕ⅹq豫一下，或者打個退堂鼓，我百分之九十九的命運，就是加入當時的打工潮，背個藍色牛仔包，搭上臥鋪車，去到東莞，進廠打工了。
1995年，大約是7月底八月初，我就拿到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家里擺了喜酒，還放了兩個晚上的露天電影。當時村里有人說風涼話：大學是考上了，關鍵能否送得起？父親和母親原話是這么說的：滾我都要滾出這個大學生！那年，父親58歲了。很多年后，母親常說：你爸58歲了還在送你上大學。
大學每次假期（主要是寒假）回家，父親都會在車站附近的一個路口等我。那個路口是我下車的地方。北京到老家的路途太遙遠，先是火車坐到冷水灘火車站（后來改名“永州站”），然后坐大巴。似乎每次都是深夜或者凌晨抵達小鎮。每次一下車，就能看到一個黑影。那就是父親。他總是習慣地拍下我的肩頭，然后接過我的背包，一起走路回家。
大四的時候，班里不少同學選擇考研。我是農村娃，從來沒有動過這個念頭，我只想早點工作。1999年大四下學期確定了在深圳工作、當警察的時候，我把消息告訴父親。父親第一句話是“安全問題”：“深圳是搞資本主義的地方，能不能去��？”——90年代初，深圳經濟特區有過“姓資姓社”的爭論，但鄧小平很快作出“黑貓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定論。沒想到，一個62歲的農民居然考慮到了這個層面。
2001年春天，因為宅基地糾紛，家里和他人打上官司。父親召喚我立即回來。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父親對自己的需要。自己也有一種長大成人的感覺。我坐車長途大巴回來，到達小鎮已經是凌晨兩三點了。父親那個黑影又出現在那里。父親照例拍拍我，然后問我冷不冷�？赡苁撬次掖┲簧韱伪【脑�，他說：“烤下火先�！备赣H從路邊扯了些樹枝，居然很快燒起了一堆火。他完全不顧及我已經是一名警察，而且穿著警服在身�？就昊鸷�，我們才走回家。第三天，去鎮里的法庭應訴。一路上，父親邁著大步，跟認識的人大聲地打著招呼。法庭里，我拍著桌子大聲質問對方。中間休庭的時候，父親提醒我：“不要拍桌子，講就是了�！�
有次上網，無意看到自己的一個博客，里面有一條內容是關于2005年的愿望。我寫的是：“希望父親身體好起來，我想帶著我的父親，去北京看看我的大學，看看天安門�！�
顯然，這個愿望再也實現不了了。
2020年的國慶節，我回了老家。我把父親和母親的身份證收了起來，放在我的錢包里。下次到北京，我就隨身帶著父親和母親的身份證，再專門去趟天安門。不僅去北京，以后去上海、出國，我都會帶上他們。
(本文章來源于《瑤風》2022年第4期（總第二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