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琴
摘要：瑤族作家紅日的長篇小說《駐村筆記》講述某市文聯主席、第一駐村書記的毛志平在紅山村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的故事。作品聚焦新時代精準扶貧工作，扎根基層工作，彰顯少數民族聚集地的民族特色，是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成果。近日, 紅日的《駐村筆記》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創作駿馬獎，不僅是第一部獲得全國少數民族創作駿馬獎的瑤族作家長篇小說，也是第一部獲得國家級獎項的瑤族作長篇小說，是少數民族作家文學政策的新成果。這也將為新時代瑤族文學、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發展提供一些可借鑒的經驗。
關鍵詞：紅日；《駐村筆記》；第十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少數民族文學；政策
繼瑤族作家藍懷昌的散文集《珍藏的符號》獲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瑤族詩人黃愛平的《黃愛平詩選》獲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之后，瑤族作家紅日的長篇小說《駐村筆記》榮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創作駿馬獎，引起學界關注。翻閱歷屆全國少數民族創作駿馬獎獲獎名單，筆者發現，紅日的《駐村筆記》是第一部獲全國少數民族創作駿馬獎的瑤族作家長篇小說，也是第一部獲得國家級獎項的瑤族作家長篇小說，是少數民族作家文學政策的新成果。紅日的《駐村筆記》作為瑤族作家文學一個有價值的樣本，勢必對新時代瑤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提供一些可借鑒的經驗。
一、新時代新使命，發揮文學政策引導作用
2020年8月24日，瑤族作家紅日的長篇小說《駐村筆記》獲第十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作品講述的是某市文聯主席、第一駐村書記的毛志平在紅山村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的故事。主人公毛志平既是文化官員、作家，又是精準扶貧駐村第一書記，這樣的多重身份，是作者自身的寫照。
紅日，本名潘紅日，瑤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西作協副主席，河池市文聯主席。2015年3月，紅日向河池市委報名到廣西羅城仫佬族自治縣黃金鎮寺門村擔任扶貧工作隊員。同年10月，被任命為寺門村黨支部第一書記。駐村兩年，紅日作為第一書記，和鄉村干部、駐村工作隊員一道親身參與了脫貧攻堅全過程。這種文化官員與駐村書記的多重身份，是新時代賦予作家的新的使命與責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的要求：“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實現這個偉大事業，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 這就指明了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認識自己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和責任的重要性，少數民族作家文學也應服務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奔t日獲得第十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時發表獲獎感言也表明：“今后，我將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的要求，更加自覺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斷創作出更多群眾喜愛的精品佳作�！�所以，《駐村筆記》是少數民族作家承擔歷史新使命的結果，是少數民族文學政策的新成果。
紅日是瑤族作家，《駐村筆記》是瑤族作家文學的重要成果。瑤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在我國主要分布在廣西、湖南、廣東、云南和貴州五�。▍^）的部分山區，以廣西分布最廣。瑤族文學的發展，可以追溯至遠古時期，文學形式主要是記錄人類征服自然的神話和古歌等民間文學。進入封建社會后到近現代，瑤族文學仍以民間文學為主，有《密洛陀》《伏羲神話》《盤王歌》《梅山侗歌》《千山侗歌》等優秀之作。新中國建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瑤族人民翻身解放、當家作主，藍啟渲、藍懷昌、藍漢東、莫義明、李波等一批瑤族作家，創作了記錄新中國瑤族人民生活的瑤族作家文學。盡管，農學冠早在《瑤族文學：勃興與多元的態勢》（《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一文中，就下過“瑤族作家文學的勃興，是時代的必然”的斷語。但是，瑤族作家文學的發展，遠遠不及瑤族民間文學的發展，這是瑤族文學與文化發展的當前現狀。
瑤族作家文學有廣西都安作家群、湖南“江華作家群”創作的一批優秀作品，榮獲第十二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瑤族作家紅日是廣西都安人，獲得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詩人黃愛平是湖南江華人，另有有李祥紅、鐘二毛、帕男、陳茂智等作家。不過，瑤族作家文學發展明顯地域性強，具有全國性、世界性影響的經典作品不多。當前關于瑤族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集中于瑤族民間文學的發掘整理研究，早先有趙廷光、劉保元、黃鈺、李肇隆等一批瑤族專家學者專注于瑤族文學、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農學冠的《盤瓠神話新探》《嶺南神話解讀》《瑤族文學史》（修訂本，合作）是瑤族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南民族大學何紅一教授發現的四份卷軸式《評皇券牒過山榜》，是國際學術界瑤族研究重要文獻，古瑤族文獻現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珍藏，對瑤族文化的傳播起到重要的推介作用。近年來，瑤族民間文學研究呈現多元化趨勢，更多從語言學、民族學角度來研究。
相比較而言，瑤族作家文學的研究較為零散�，幾遄骷椅膶W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何穎的《尋求瑤族作家文學的突破》發表于《民族文學》1991年第6期，系統梳理了瑤族作家文學的發展脈絡，也認識到瑤族作家文學在全國影響力不強的問題。隨后，《追求民族美質的瑤族作家文學》發表于《民族文學》1993年第1期，從“民族美質”探討瑤族作家文學的審美特性。當前，瑤族作家文學研究主要是對地域性作家群的介紹和個案作家作品的解讀。前者如劉大先發表于《南方文壇》2015年第4期的《遠方、自我與集體性——賀州瑤族三作家論》，溫存超的《都安作家群:大石山區崛起的一支文學勁旅》（《河池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2018年11月中南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聶茂先生的專著《民族作家：文化認同與生命尋根——文學湘軍的江華現象》，其中對于江華瑤族作家群的解讀，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2019年，4月21日，圍繞這一專著舉辦的《民族作家：文化認同與生命尋根——文學湘軍的江華現象》研討會在江華瑤族自治縣召開，是瑤族作家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文學現象。關于瑤族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如肖晶的《族群記憶與身分焦慮——瑤族作家馮昱小說創作透視》刊載于《民族文學研究》2016第6期，章紹嗣的《論藍懷昌及其短篇小說創作》發表于《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張亞莎的《藍懷昌及其小說創作》（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溫存超的《時代主題表達與內聚焦敘事——評紅日的長篇小說<駐村筆記>》發表于《河池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羅傳清的《棲居在文字里的鄉愁——紅日小說<文聯主席的駐村筆記>中的鄉賢敘事》（《河池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隨著時代的發展，新時代面臨新形勢和新問題，需要作家去記錄新生活、新命題，去描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建設的美好生活，去記錄“中華民族一家親”的美好圖景，而作家文學即是重要載體。瑤族文學與文化的發展，要在豐富的民族文藝基礎上，繼續傳承和發展民間文學，同時發揮瑤族作家文學的重要作用，發揮文學政策的引導作用，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文學發展的要求�，幾遄骷壹t日的《駐村筆記》獲得第十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其實，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設置，本身就是少數民族作家文學政策的重要內容。該獎設立于1981年，是由中國作家協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共同主辦的國家級文學獎，專門針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設立的獎項。旨在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發展，促進中華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和鞏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出席第十二屆駿馬獎評獎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時指出：“2020年，恰逢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之年，也恰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時間節點。這是我們黨向人民、向歷史作出的莊嚴承諾，承載著14億中國人民的熱切期盼。每一天，我們都身處讓人感奮的現實之中，被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所激勵、所振奮。相信廣大作家、評論家和文學工作者，在今后的文學實踐中會為擦亮靈魂、激發創新活力，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奉獻新的作為。”這對少數民族作家提出了新的使命，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要求。紅日的《駐村筆記》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不僅是少數民族文學的一大事件，也是新中國民族政策和文藝政策的重要體現。
二、聚焦精準扶貧，講好新時代中國好故事
講故事是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通常涉及的內容。要講一個什么樣的故事，怎么講好故事，卻又是一個極具文學性、思想性和智慧性的問題。紅日的《駐村筆記》是一部長篇小說，講述的是某市文聯主席成為第一駐村書記的毛志平紅山村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的故事。作品以毛志平的第一人稱視角，記錄了精準扶貧工作小分隊在紅山村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的全過程。文章開頭介紹精準扶貧工作小分隊的人員組成和村委會，接著以開展“貧困戶識別登記工作”講述紅山村的“天橋”和貧困戶具體情況，分階段開展基礎設施大會戰，完成“架設鐵索橋、修通全村通屯水泥公路、改造全村電網、建成全村集中供水工程，成立生態養殖專業合作社，引進食品加工公司”等一系列的基礎設施建設工作。駐村第一書記“毛一”帶領的精準扶貧工作小分隊工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完成“兩識別”“兩公示”“一公告”“雙認定”等具體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難，終于如期完成各階段的任務。在此過程中與紅山村村民結下深厚的情誼，贏得群眾的充分信任和認可。
其實，《駐村筆記》要講述的故事，作者在題目中就有所交代。所謂《駐村筆記》，即講述“駐村”過程中精準扶貧的故事，這是故事的內容。至于如何講述？即采用“筆記”的形式。題目言簡意賅，又有深意，足見作者的匠心�！恶v村筆記》聚焦新時代中國的精準扶貧工作，記錄了鄉村扶貧工作的方方面面，是一部關于精準扶貧工作的“檔案”。小說以“現在全國人民都在扶貧，各行各業都在扶貧”的文學性的語言，介紹了當前中國精準扶貧工作的現狀，關于扶貧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政策文件一直貫穿于作品之中。如扶貧工作中要做到“六個精準”，即扶貧對象要精準、項目安排要精準、資金使用要精準、措施到位要精準、因村派人要精準、脫貧成效要精準；精準扶貧“一進二看三算四比五評議”的識別法，精準扶貧貧困評議的“八條規定”和“一票否決制”，《精準識別入戶評估表》的16個大項68個小項的指標及分值等。另外，作者十分注重扶貧工作的具體開展，數據的準確度很高。如介紹紅山村的基本情況：全村29個村民小組、35個自然屯、701個農戶，總人口3506人，耕地面積1596畝。村小學現有一至六念及學生370名，教師29名�？梢�，《駐村筆記》確實是駐村第一書記和扶貧工作隊員的“回憶錄”。
至于講好中國故事，離不開講故事的形式。紅日的《駐村筆記》采用“筆記體”的藝術形式。筆記，是一種文學體式，也稱“筆記體”，顧名思義就是隨筆記敘。筆記作為一種史體，始于北宋宋祁的《筆記》，該書即為隨筆雜錄之作。此后，這類作品一般謂之筆記，亦有用筆談、筆錄、隨筆、偶筆、雜記、雜錄等為書名的，一般書目列于子部。魏晉南北朝則為筆記的興起時期，出現大量筆記，如《世說新語》最為人們熟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魯迅先生的日記體小說《狂人日記》、周作人的筆記體散文，以及汪曾祺的筆記體小說等。紅日的《駐村筆記》理解為“日記”“隨筆”更為準確。小說中的主人公毛志平是日記的主人，與作家紅日所經歷的扶貧工作相一致，所以作品描寫的精準扶貧工作，如此真實、如此生動。
《駐村筆記》中經常出現當下的時政熱詞，如“不忘初心”，“擼袖子”“精準扶貧”“微信”。扶貧工作隊的冰兒以《一座天橋連接山外的世界》的網文，也使精準扶貧工作與“互聯網+”模式 相結合。小說還寫出來一批新時代的“新人物”。“新人物”是中國現代文學百年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提及的一個術語。不同環境下，“新人物”也成為“常談常新”的話題。當前我國處于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階段，塑造“新人物”，即為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做出努力的新人物，他們是“新型的駐村書記”（毛志平），“新型的村干部”（老跛），“新型的文化青年”（阿謀）。他們是作者駐村兩年真實的所見所聞，是深入基層、扎根大地的收獲。正如紅日自言：“腳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積淀多少故事” 。紅日的《駐村筆記》以筆記體的形式，記錄紅山村精準扶貧工作開展中的人與事，是扎根大地的故事，是聚焦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故事，是中華各民族一家親的故事，稱得上新時代中國好故事。
三、深入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紅日的《駐村筆記》開篇介紹紅山村的環境：“進入具體位置，我們聞到具體的味道，樹木的味道、泥土的味道、谷物的味道和牛糞羊糞豬糞的味道。這是一種召喚的味道，濃郁而執著�！保ǖ�1頁）這是屬于“紅山村”的味道。
紅山村是一個漢壯瑤苗聚集地，生活著3000多名壯漢瑤苗同胞。小說寫到姚總在天橋上修建鐵索橋，我向姚總表示感謝：“姚總，你是紅山人民的貴人、恩人，我代表全村3000多壯漢瑤苗同胞感謝你�！保ǖ�129頁）談到國令的博士身份時，也提到壯語“阿士他爹”念作“博士”。（第37頁）當冰兒對督導組嚴組長嚴厲指出我們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表示氣憤時，毛志平輕輕地拍了拍冰兒的肩膀，給冰兒說了一個苗族諺語：“吃了妹妹的砂鍋飯，就得為她搖搖籃�！保ǖ�62頁）介紹到紅山村小學的老師不像一般學校的老師，紅山村的老師要掌握壯、瑤、苗三種以上的少數民族語言，因為紅山村是漢、壯、瑤、苗等幾個民族雜居的地方，不是隨便一個一個師范畢業生都可以來上課的。所以，作者借毛志平之口說到：“現在教師評職稱都要考外語，少數民族語言比外語重要多了”，（第71頁）。這個民族聚居的紅山村，有著濃郁的地域特色。
多民族聚居地往往地處偏遠，自然環境險惡，然而身處其中的人民群眾，傍山而生，故土難離。所以小說寫到扶貧的“易地搬遷”工作，十分難做，村民不愿意搬遷�！拔摇痹儐柪宵h村民不愿搬遷的原因�！袄宵h”說出群眾的心聲：“開始是舍不得祖宗留下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后來是因為無土安置，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一旦離開土地，他們靠什么活命？”（第115頁）這是一份對家鄉的熱愛，對土地的熱愛，即便生存環境險惡，也不愿意離開自己的家鄉。就像小說寫到的紅山村：“對面是一座山”，山區有一座極具特色的“天橋”，由11根木頭組成，對面是山崖，十分危險，但卻是附近9個村民群眾出山的必經之路。
盡管自然環境險惡，但作者筆下的紅山村民風淳樸。村子里不太需要移動通信來溝通，因為一個鄉土社會的互相聯絡就靠面對面交流。作者筆下的“我”很佩服紅山村的人們如此淡定和坦然，說走就走，門也不用鎖。更感嘆紅山村的社會治安，真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駐村筆記》多次寫到村里喝酒、婚嫁、喪葬的風俗，以及大暑、豐收節、鬼節的節日民俗。關于紅山村的喪葬儀式，其中“拋耳朵”的風俗有著濃郁的民族特色。小說寫到天橋拆毀后老道公不幸意外跌落山崖，韋局請老道公的孫子覃理科在筆錄上簽名、按指印，表明老道公不幸意外跌落山崖的事實。當時在場的吳海龍提醒覃理科一定要詢問已故老道公才能得出結論，另有胡宗強也表示：“公安有公安的破案手續，我們有我們的法事程序�！笔疽馑皰伓洹痹儐柪系拦囊庖�。而且這一行為得到眾人的認可，無人反對，其結果“豬耳朵”的耳孔同時朝上，表示老道公同意孫子的意見，承認自己就是意外跌下山崖的。后又“拋耳朵”詢問是否接受扶貧組的賠償金，老道公表示不接受。“拋耳朵”其實是流行于民間的風俗，是道公向死去的逝者詢問意見的一種特殊方式。道公或者問話者事先說明事情原委，接著實行“拋耳朵”程序，如果豬耳朵的耳孔同時朝上，呈現同一種姿態，表示已故者同意問話者詢問的事情。如果呈現一正一反不同的姿態，表示已故者持不同意見。紅日的散文《說事》也寫到村委會主任劉叔兼任村里的道公，一身兩職，挎包里除了一枚公章，還有兩只銅質的火柴盒大小的“豬耳朵”。懷了生了蓋公章，病了死了拋“豬耳朵”，都要備案的。各有各的手續，各有各的程序。作品寫到劉叔向已故的錢老“拋耳朵”，實際上正好與《駐村筆記》寫到的“拋耳朵”相一致。由此可見，“拋耳朵”是當地一種帶有少數民族特色的風俗。
紅日接著讓扶貧小分隊的國令說出實話：“那個‘拋耳朵’純屬封建迷信的行為，我們完全可以不聽他的�！钡抢险禄貞溃骸翱墒堑搅松贁得褡宓貐^，我們就得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保ǖ�81頁）因為，這些風俗是約定俗成的行為，是特定社會文化區域內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就是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是黨和國家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的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魂魄，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脈。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在各族群眾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牢固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文化觀、歷史觀，對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至關重要。”類似“拋耳朵”這樣帶有封建迷信的行為，在作者筆下的紅山村，卻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行為，這就寫出了少數民族地區風俗的豐富性，也表達著對于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內涵的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各民族親如一家，相互尊重，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體現。因而，小說結尾寫到紅山村順利完成脫貧攻堅工作，舉行文藝演出時也喊出“展現中國力量，弘揚民族精神”的口號。淳樸的山民把熱情和激情深藏于內心深處，以至于將對脫貧干部的不舍都以“拒簽”的形式呈現。他們以為“拒簽”，毛志平帶領的脫貧小分隊的永久留下來了，永遠不走了。這樣“親如一家”真摯的情感彌足珍貴。
結語
紅日的《駐村筆記》以筆記的形式，講述新時代精準扶貧的故事。作品無論從故事、主題、人物、藝術手法都緊跟時代潮流，不僅是瑤族文學的重要成果，是少數民族文學的優秀作品，豐富了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題材。2017年9月13日有關專家研討紅日長篇小說《駐村筆記>》，評價為“一部扎根大地的小說”，是廣西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收獲，也是作者回報人民、回報故鄉的心血之作。到2020年8月24日，紅日《駐村筆記》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作為一個文學現象，也讓更多人關注到瑤族作家紅日及其優秀的長篇小說《駐村筆記》�！恶v村筆記》是新中國少數民族作家文學政策的新成果，也將激勵更多作家深入民族地區人民的生活、扎根基層工作，創作出回報人民、回報故鄉的優秀之作。我們期待瑤族文學出現更多優秀之作，也期待少數民族作家創作出更多優秀之作、經典之作!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