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黔桂邊少數民族地區是20世紀20至30年代由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創建起來的革命老區,這個由壯族、瑤族、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多個民族組成的民族地區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社會變遷,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尤其是學校教育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從大量的數據和例證中說明了新中國建立以來,老區的學校教育在中國共產黨和各級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幫助下有了較快發展,同時也充分地體現了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這一主題。
關鍵詞: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學校;教育發展
20世紀20至30年代,由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組織開展和開辟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在與老區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過程中,開辦學校教育,并在當地各族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創建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紅七軍和紅八軍,活躍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貴州省和云南省等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開展革命活動,讓貧民子弟得到良好學校教育的同時,也為當時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眾尋找到了一條翻身做主人的光明大道。在近百年來的社會發展中,與左右江革命時期的教育狀況相比,如今的革命老區學校教育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此,我們試以黔桂邊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學校教育發展為例,結合實地調查到的情況和資料談談我們的一些認識和討論。
一、黔桂邊革命老區的地域范圍及學校教育資源狀況
1997 年國家民政部、財政部對廣西壯族自治區共劃定有革命老區 85 個縣(市、區)759 個鄉鎮和 403 個村委會。其中屬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老區鄉鎮319 個,屬抗戰時期的鄉鎮137 個,屬解放戰爭時期游擊根據地的鄉鎮303 個[1]。在貴州,1998年6月中共貴州省委辦公廳以“省辦發(1998)16號文件《關于批轉省劃定革命老區領導小組<關于劃定遵義等縣市為革命老區的請示>的通知》確定將貴州省31個縣(市、區、特區)所轄的551個鄉(鎮、辦事處)為革命老區。2002年12月中共貴州省委辦公廳又以“黔委廳字(2002)34號”文件將荔波縣的“玉屏鎮、朝陽鎮、茂蘭鎮、立化鎮、佳榮鎮、翁昂鄉、撈山鄉、瑤山鄉、播堯鄉、永康鄉、洞塘鄉、瑤麓鄉”等12個鄉鎮劃定為革命老區。在位于黔桂邊的這些革命老區,由于地處喀斯特地貌的自然環境,居住條件極為惡劣,學校教育資源十分匱乏,廣西和貴州特別是革命老區縣、市自古以來就很少接受過學校的漢文化教育,如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都安瑤族自治縣,“自明嘉靖七年至清同治十二年的三百余年間,僅有非官族子弟周之禎1人獲取癸酉科舉人。迨光緒年間,邑人應試中舉者,僅有潘岳森(士官子弟)、吳云鵬和韋舉科3人。[2]”而少數民族貧民子弟真正進入學校接受教育的,則是在1930年后由中國共產黨組織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在廣西東蘭、白色、巴馬等地開辦的勞動小學。直至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民族地區全面普及學;A教育,革命老區的少數民族才開始大范圍地接受教育。
二、黔桂邊少數民族鄉村學校文化教育的四個發展階段
(一)民國前的鄉村學校教育
從元代到清雍正年間,今屬革命老區的荔波、望謨等縣才由廣西劃歸貴州管理,羅甸則先后由原屬四川行省后轉為貴州的廣順金竹府、貴定新添葛蠻安撫司和平塘定遠府代為管轄,長期以來一直都是處于邊緣化的地域,這些地方的學校教育起步較晚,而臨近的廣西所屬地區情況亦然。據《羅甸縣志》載,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定番州分駐羅斛州判趙學聰在老城龍王廟創建城鄉義學一所;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州判邵鴻儒在老城創辦仰山書院,亦稱斛城書院,選聘良師,招童生30余名;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州判吳德榮又在老城關帝廟辦義學一所[3]。又據相關史籍記載,正統十二年(1447年),明朝廷應思恩土知府岑瑛之請,在思恩“設儒學,置教授一員、訓導四員”[4]。 思恩土知府,轄地范圍即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平果縣及武鳴縣城圩一帶。在貴州革命老區的轄地,雍正二年(1724年),廣西巡撫李紱 請準設荔波縣學;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政府批準羅斛(今羅甸縣)學習詩書者均可應考;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建羅斛仰山書院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建甕安玉華書院(后改名花竹書院) [5] 。由以上史實記載不難看出進入民國前,建在屬于革命老區內的學校教育機構微乎其微。
(二)民國時期的學校教育
盡管清末至民國初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央政府也在黔桂兩省的省會所在地開辦了一些學校,但在黔桂邊區所屬的縣鄉少數民族聚居地,這樣的教育機構設置卻姍姍來遲。據民國二十三年廣西教育廳編輯出版的《廣西教育旬刊(第一卷)》載,當時百色縣有130個村街,有36個村街有小學,有94個村街均未辦有小學,這些未辦小學的村街占全縣村街總數的72.3%;凌云縣有354個村街,有89個村街有小學,有265個村街都未辦有小學,這些未辦小學的村街占全縣村街總數的74.9%;西隆縣共有168個村街,有33個村街有小學,有135個村街亦未辦有小學,這些未辦小學的村街占全縣村街總數的80.3%[6]。民國時期的貴州,在教育上和清朝以前相比,鄉村學校已經有一定規模的發展,如在與廣西接壤的荔波縣,于1905年在原桂花書院創立學堂一所,取名為“荔波公立兩等小學堂”,1909年又增設了學堂一所;民國元年(1912年)將“荔波公立兩等小學堂”改名為“模范兩等小學!,此后,在增加班級的同時還建立了城區女子小學。僅在民國31至32年的兩年間,全縣共有17所中心學校,47所國民學校,計146個班級(其中中心學校有97個班,國民學校有49個班),學生5290人[7]。正是有了這樣的良好教育條件作起步,荔波的學校教育環境培養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代表鄧恩銘等杰出人才。為支持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學校教育的發展,民國27年(1938年),新加坡愛國華僑胡文虎、胡文豹捐資3500元(銀元)創辦“貴州省立荔波水慶鄉初級小學”,有教室12間、禮堂3間,辦公室和接待室各1間,教師宿舍3間、圖書儀器室3間、廚房2間、牌坊式校門1座,并建有學生運動體育場一個。荔波瑤族有史以來首次有本民族子弟進入學校學習漢文化知識。
(三)新中國成立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學校教育
新中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黔桂邊大部分革命老區的少數民族學校經歷了民國時期的各種社會動蕩后,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關心、支持下,除了幫助原有的學校進行復課外,還在各個邊遠的鄉鎮村興建了學校。如在貴州省的羅甸縣,建國初的1952年,全縣僅有初中1所、完小6所、初小12所,教職工128人、學生4391人。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1985年,全縣已經有完全中學3所(其中民族中學1所),高中在校生505人,高中補習班學生82人,共587人,其中民族生341人;獨立初中4所,在校生4342人,其中民族生2555人;小學附設初中班12所,在校生1592人,其中民族生955人;普通中學附設職業班5個,在校生241人,其中民族生147人;師范學校1所,在校生51人,其中民族生28人。在學校人才的發展比例上,1985年的羅甸全縣已經有大學(含?疲┊厴I生269人(其中民族生占58.2%),是1949年 9人的29.9倍;中專畢業生1170人(其中民族生占60.3%),是1949年64人的18.28倍;高中畢業生2763人(其中民族生占62.1%),是1949年25人的110.2倍;初中畢業生17578人(其中民族生占57.68%),是1949年164人的107.18倍;小學畢業生49459人(其中民族生占61.3%),是1949年1864人的26.53倍[8]。在廣西的巴馬瑤族自治縣,建國初的1952年全縣僅有中學2所,教師14人,有完全小學21所、村級小學213所,教師468人,在校中小學生16076人,其中中學生341人,小學生15735人。到1990年,全縣就已經有中小學434所,其中高中2所、初中17所、職業中學1所、完全小學106所、教學點308個,在校學生30029人;教師進修學校1所,在校進修教師45人。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1990年的幾年間,巴馬瑤族自治縣共有561名學生考上大專院校(含預科生)[9]。在這一發展階段,雖然出現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這樣一些社會因素對學校教育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期間也有一些波折,但在總體上大部分地區的少數民族學校教育基本得到了穩定延續的發展。
(四)改革開放以來學校教育的發展變化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大,黔桂邊革命老區學校教育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從下面《黔南州義務教育60年發展變化對照表》上,可以看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實施義務教育60年來的發展變化。
《黔南州義務教育60年發展變化對照表》[10]
年 份 | 1956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2015年 |
小學校數(所) | 1342 | 3542 | 1828 | 1361 | 769 |
小學生數(人) | 161124 | 448022 | 462826 | 373790 | 279996 |
初中學校數(所) | 13(中學) | 84 | 152 | 164 | 182 |
初中學生數(人) | 4041 | 74354 | 142225 | 208317 | 158220 |
小學入學率% | 暫無數據 | 91 | 98.56 | 98.04 | 109.3 |
小學輟學率% | 暫無數據 | 4.43 | 0.99 | 0.29 | 0.048 |
初中毛入學率% | 暫無數據 | 70.56 | 90.2 | 108.9 | 116 |
初中輟學率% | 暫無數據 | 11.73 | 2.52 | 2.17 | 1.17 |
據2013年底調查統計,在貴州革命老區的羅甸縣有各級各類學校162所,其中完全中學2所,職業學校1所,獨立中學10所,九年一貫制學校10所,完全小學85所,教學點29個,幼兒園33所。全縣教職工3380人,其中高中教職工400人,職校教職工183人,初中教職工962人,小學教職工1577人,幼兒教職工258人。全縣在校學生61924人,其中普高學生6311人,職高學生4105人,初中學生13772人,小學生29217人,在園(班)幼兒8519人。在20世紀30至40年代由熊亮臣、熊三妹等人在左右江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下曾經以羅甸縣納坪鄉冗翁坪村為根據地開展革命活動的邊遠苗寨,該村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沒有一個大學生,進入21世紀后,現有大學生8人,教師4人,行政工作人員17人,“兩基”(九年制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教育)未實施之前,該村適齡兒童入學率是60—70%,青壯年文盲率是85%;“兩基”實施以后,該村適齡兒童入學率達98%,青壯年文盲率下降為近年的20—30%。
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革命老區如荔波縣縣域內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工作在2016年通過了國家的認定,而且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還興建了黔南民族師范學院、黔南民族醫學高等?茖W校、黔南民族職業技術學院和黔南民族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四所高等院校,各個縣市除了教學體系完備的中小學教育教學點設置外,每個縣市還建起了教學設施齊全、專業適應性強且豐富多樣化、教師隊伍穩定的中等職業技術學校。
三、黔桂邊少數民族學校教育的特點
(一)多民族的多語種教育教學
黔桂邊自古以來就是邊疆地區眾多民族交錯分布的聚居地,這里的世居民族主要有壯族、苗族、布依族、彝族、侗族、水族、瑤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數民族,這些民族一直都在保留著使用自己的母語進行交流,甚至在很多地方的少數民族在漢語交流上依然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因此在這些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廣泛地使用民族語與漢語雙語教學。據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統計局在《2011年黔西南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1年9月,“全州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授課的中學有53所,占總數的23.4%。小學有426所,占總數的39%。在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授課的中小學中,全州有布依族語言小學403所,苗族有76所” [11] 。類似的民族語與雙語教學,在廣西的壯族、瑤族和苗族中同樣也有很多例子。
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就開設了壯文課!1960年1月,在武鳴、龍州、柳城、平果等4個縣的部分小學開辦壯文預備班8個”!暗1964年,全區小學開設的壯文預備班有520個,學生16000多人;增設壯語文課的班有987個,學生近40000人!钡1989年,除了小學有壯文教學點外,在各地成立的民族中學中還開設了壯文初中班。僅1989年全區的小學壯文教學點發展到45個縣300多所小學1000多個班30000多學生,民族中學里的壯文初中有“22所67個班,學生3400多人”。至1998年上半年止,“全區有23個縣、市的176個小學校點和25所民族中學進行壯漢雙語文教學實驗。小學生29000多人,中學生有近5000人”[12]。此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三江侗族自治縣等地也先后在一些小學開設了苗文和侗文的雙語教學課。
(二)黔桂邊地區少數民族是接受革命思想教育較早的文化群體
1929年百色起義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在左右江地區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新建立的紅七軍前委和工農民主政府結合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要求,制定教育方針政策,提出在教育上“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勞動兒童,免費入學,推翻舊禮教,創造好風俗”[13],積極發展基礎教育,大力主張“瑤民經濟、政治、教育、工資上與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的同時,“提高瑤民的智識教育”。在文化建設方面:“1.教育勞動化,2.創設勞動人民通俗閱報室,3.創設勞動人民通俗圖書室,4.創設勞動人民文化講習所,5.創設勞動人民夜課學校,6.提高勞動兒童教育(設立幼稚院),7.創設勞動人民免費學校,8.實行男女共同教育。[14]”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長期以來文化教育一直處于較為落后的瑤族不僅有了一批“識字人”,而且也與本地區的漢族和壯族的少數民族一樣,成為較早接受革命教育思想的文化群體。民國時期,在廣西巴馬、都安、東蘭等瑤族和壯族聚居區,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府除了創辦學校實行免費教育外,還在一些原有的學校接收外地進步青年教師到校任教,積極宣傳進步思想。如在原鳳山縣盤陽區(今巴馬瑤族自治縣巴馬鎮盤陽村)創建于民國11年(1922年)的振華高級小學,在韋拔群等共產黨人及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建立宣傳隊、組織學生會、面對社會開辦夜校等,以學校為基地興起農民運動,宣傳革命思想。韋拔群還親自到學校宣傳鼓動,校長梁福臻根據傳播革命思想的需要,提出了“教育與政治(農運)相結合,教育為政治(農運)服務”的辦學口號。該校的大部分畢業生相繼考入白色五中、南寧一中,后來陸續參加革命,成為了東(蘭)鳳(山)農民運動的重要骨干[15]。為了讓瑤族同胞得到良好的學校教育,1925年韋拔群指派瑤族進步青年羅金淘在東蘭縣中山鄉長河村創辦了歷史上的第一所瑤族小學,接收瑤族子弟讀書。1929年12月,蘇維埃政府建立后,韋拔群又在西山領導創辦了西山瑤族勞動小學,為紅軍培養革命力量。此后,在韋拔群的指示和關心下,東蘭縣蘇維埃政府撥出專門經費,在西山瑤族群眾聚居的16個鄉創辦了初級小學,讓學生從8歲到16歲不等進入學校免費入學,這些接受學校文化教育的學生中多數為瑤族子弟[16]。在當時的革命老區,不僅創辦有“瑤族小學”,還創辦了“勞動學!,如將廣西省立第五中學改為廣西勞動第一中學、將白色縣立第一小學改為白色縣勞動第一小學等。與此同時,蘇維埃政府一方面在以大力提高勞動人民文化水平為目標普及識字教育,另一方面則以文化教育的形式在右江革命根據地舉辦培訓班,培養農民運動干部和民族地區的黨政軍干部。通過這些多種教育的方式和途徑,使黔桂邊少數民族成為了較早接受革命思想教育的文化群體。
四、結語:少數民族教育發展中的困境與希望
從廣西的十萬大山到貴州的月亮山區,山高谷深,地勢險要,喀斯特巖溶地貌高度發達,面廣地貧,人類生產生活的自然環境極為惡劣,在這樣的生存背景下發展民族教育,不僅校點分散、師資不足,學;A設施硬件匹配難以滿足教育教學的實際需要,困境重重。針對這些困難和問題,自上個世紀末以來,黔桂兩省區各級政府克服各種不利因素,從政策、資金、財物、人力和社會力量等各個方面儲集力量,層層扶持,建立了一大批民族中小學,在高校招生渠道,通過少數民族預科、少數民族雙語預科、少數民族骨干計劃高層次人才培養和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少數民族考生實行“雙少制”等多種政策幫助,近年來已經培養了一大批少數民族專業技術人才。
黔桂邊不僅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同時也是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早期領導建立起來的革命老區,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今天,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志士,這正如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全黨同志一定要永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討論和研究分析黔桂邊革命老區少數民族的學校教育發展過程,讓我們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中獲取更多的精神力量,實事求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讓我們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以創新性發展去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1] 陳欣德.廣西老區知多少[J].當代廣西,2009年第23期:21.
[2] 都安瑤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都安瑤族自治縣志[M].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655.
[3] 貴州省羅甸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羅甸縣志[M].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449.
[4] 藍武著.從設土到改流——元明時期廣西土司制度研究[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173.
[5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編纂委員會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教育志(第十五卷)[M].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19.
[6] 蒙蔭昭 梁全進.廣西教育史[M]. 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363.
[7] 貴州省荔波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荔波縣志[M].方志出版社,1997:692.
[8] 羅甸縣史志編纂委員會 編.羅甸縣志·民族志[M]. 貴州民族出版社,1989:138-139.
[9] 巴馬瑤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巴馬瑤族自治縣志[M].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626.
[10]《撐起一片藍天:黔南州60年教育回眸與展望》編寫組. 撐起一片藍天:黔南州60年教育回眸與展望[M].貴州出版集團、貴州教育出版社,2016: 6.
[11] 黔西南民族研究中心.黔西南雙語教學現狀分析與對策[A].貴州省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辦公室、貴州省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學會 編.貴州雙語教育與雙語人才建設文集[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98.
[12]賀明輝.簡談民族語文對發展廣西民族教育的作用[J].三月三·民族語文論壇專輯,2001第1期:72~73.
[13]中共廣西區委黨史資料征委會《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編輯組. 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上)·中國紅軍第七軍司令部、政治部布告[C].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256.
[14] 中共廣西區委黨史資料征委會《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編輯組. 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上)·廣西東蘭縣革命委員會最低政綱草案[C].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93~95.
[15] 巴馬瑤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巴馬瑤族自治縣志[M].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631~632.
[16] 徐魁峰 徐洪剛 黃梅珍.白色起義與民族工作[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4:144.
作者:楊龍嬌 吳正彪
來源:《瑤學論叢》第四輯